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杨涛纯旭配资端
自1934年三星堆遗址首次考古发掘，1995年金沙遗址被发现并进行首次考古以来，四川省和成都市考古学家们经过持续不断地考古勘探、发掘和研究，目前已大致弄清楚两个遗址的历时变化、遗址的空间范围、遗存的分布格局、主要功能分区等基本情况。
在10月30日举行的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上，北京大学教授、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介绍了三星堆—金沙遗址的文化特点和价值意义。
论坛现场主旨演讲
三星堆祭祀坑是怎么形成的？
孙华提到，目前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已达成基本共识：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长、空间范围广的成都平原中心遗址，包含了宝墩文化、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个大的发展时期，其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500-前900年间。三星堆遗址这三种文化遗存具有先后继承发展关系，但彼此间又存在显著的差异。
三星堆遗址的主体三星堆文化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的发展时期，前一个时期的文化构成有浓郁的二里头文化因素，青铜器罕见；后一个阶段的文化构成商文化的影响显著增加，青铜器数量相对较多。
三星堆遗址的城市建设，也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。从月亮湾小城到大规模的城市扩建，最终形成三星堆城一大三小的现状。
三星堆文化末期，原先位于三星堆西南小城的国家宗教祭祀场所遭到破坏，需要另辟处理这些受到毁坏的遗存。因而在动乱过去后纯旭配资端，三星堆人在原先的西南小城外护城河边寻找了一个地点，将其平整成一个广场，在广场的南部挖掘了六个长方形的土坑（后来又增加了两个）。三星堆人在这个广场上举行仪式后，将这些器物掩埋起来。这些坑现在被全部发现，这就是三星堆祭祀坑。
孙华教授
金沙遗址和传说中的“杜宇时代”有何关系？
孙华介绍，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兴起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，该遗址也包含了三种文化，即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“过渡文化”、十二桥文化、新一村文化，而以十二桥文化为主体。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-前500年，其中作为中心聚落的年代是公元前1150-前900年。
随着穿越巴山和秦岭古道的开通，金沙国家即文献记载的古蜀国，与关中平原的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古蜀国的军队参与了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，获得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战利品，以及中心地区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，青铜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。十二桥文化铜器数量增多，分布范围扩大，铜器接受了周的技术和艺术，就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反映。
大约在公元前900年，十二桥文化的古蜀国出现了外部和内部危机。在外部，古蜀国与周王朝的关系恶化，甚至断绝了关系，此后一段时间的古蜀国因得不到外面新技术和新艺术的补充，其文化出现了“滞后”现象；在内部，古蜀族群间也发生了长期的冲突，金沙都城不得不放弃，许多聚落也从此消失，古蜀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，这就是古史传说中提到的杜宇时代。
三星堆特色：不仅有神像 还有祭祀者形象
孙华介绍了三星堆—金沙遗址的三个主要特点。第一是，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河流横贯，城市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分区。比如城市北边通常是大型建筑，为世俗区；城市南边都有祭祀区或相关遗存。两个区域以河流分隔。
第二个特点，三星堆-金沙遗址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下了大量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遗迹和器物，具有强烈的宗教祭祀的色彩。
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，在于这些宗教祭祀用的像设和陈设，不仅将祭祀对象即神像，以及中介物制作出来，还将祭祀者制作了出来。比如三星堆的大铜立人像就是祭祀者的形象。
孙华提到，中国古代是不怎么做人像的，也不做具象的神，只做神的牌位和放在神前面的盛放祭祀用品的礼器。三星堆人不仅做出神像和连接人神的器具，还把自己这个祭祀主体也塑造制作出来了，这个很有特色。
第三个特点，三星堆-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重要文物，比如青铜神面像。以及三星堆遗址的组合铜器，其最高的一件高度达到了2.6米，在全世界都罕见。
三大重要价值：天人关系、亚文明、城市规划
孙华同时解读了三星堆—金沙遗址的重要价值。
首先，三星堆-金沙遗址用青铜构建了基于太阳神崇拜的宇宙体系和天人关系，这是中国广大地区传统宇宙观和人神观的形象体现。比如太阳神鸟崇拜，两个遗址的相关文物是中国这种宇宙观念的最早实物见证。
其次，三星堆-金沙遗址的遗迹和遗物还体现了强烈的“亚文明”的特征，它们的文化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。
最后纯旭配资端，三星堆-金沙古国还为世界贡献了一种都城规划思想，也影响到了秦汉至隋唐的都城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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